[16]参见许佳馨：《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新闻自由？》，载《政大法律评论》第124期。

综上可见，草案意在通过对审判长和审判庭的设计，突出宪法法庭的主体地位，以显示其与以合议制为特征的大法官会议的不同。[29]而释字第188号解释是关于解释时间效力和溯及力的规定。

除违宪定期失效外，其他宣告模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问题。草案追求法秩序之形式完备性，却忽视甚至伤害了更应加以重视的实质正当性，政府权力和人民权利孰轻孰重，一望便知。草案本想把法源分散、相对混乱的违宪审查制度合理化，但由于修法理念和技术的偏差，使这部草案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导致违宪审查制度更加无序和混乱。1987年至今，总统职位长期由台独分子把持，并妄图以一人之力及一人之愿，逆台湾地区主流民意推进台独。台湾地区的违宪审查制度，也正是以大法官释宪机制为基础。

同为宣告命令违宪的释字第313号解释和释字第402号解释，前者定期间为两年，后者定期间为一年。这些事实都昭示我们，台湾当局可能在通过政治、立法、行政途径都无法实现台独的情况下，从较为隐蔽的司法途径推进台独。行政诉讼是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机制，既然是解决争议，就应允许双方互谅互让，由法院引导在法律框架内和平解决。

当然，行政复议成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不是靠强制复议前置取得的，而应通过其优势发挥由当事人自愿选择实现。现行《行政诉讼法》立法之时，关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曾经是讨论最多的重点问题之一。客观而言，行政诉讼设立简易程序，并不是太复杂的问题。按日对行政机关处以50至100元罚款。

其时对哪些行政行为可以受理，哪些行政行为不能受理，是逐条讨论的，最后形成了《行政诉讼法》所采用的肯定性列举加否定性列举的规定模式。然而，不少情况下，被诉行政行为常常涉及到当事人权益特别是民事权益，即存在着行政与民事交叉。

行政诉讼略有不同，从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其担负着救济功能，但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安排上贯彻得并不彻底。如果按照民事归民事、行政归行政思维方式，看似符合原理，但却会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不便。目前，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正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此规定为通过单行立法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提供了可能。

行政诉讼具有监督功能，行政诉讼中的一些诉讼形式也可以侧重监督[2]，但整体而言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或主要目的仍应定位于通过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已为我国行政复议和诉讼制度的长期实践所充分证明，不仅《行政诉讼法》修改应当如此，《行政复议法》的修改亦应坚持这一点。总体而言，现有的执行措施力度偏小，应当加大执行力度，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对由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作为被告的情形，则应立足于扩大。当然，考虑到公共利益和行政效率，可以设置例外情况，如涉及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利益，或行政机关认为必须不停止执行的，行政机关可向法院申请，经法院审查同意，可以不停止执行。

《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起诉的范围基本上限于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对原告资格进行了较严格的限制。但对如何加大，却意见不一。

应松年：《把行政复议制度建设成为我国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法学论坛》2011年第5期。四、加大对当事人的保护和救济力度对任何一种救济制度而言，救济的充分性、及时性和有效性都至关重要。

因此，行政诉讼一律禁止不得调解既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站不住脚，《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允许调解。由于我国的社会组织尚须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对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可行的方式是由检察机关以及经批准的社会组织承担。因与行政诉讼的目的和定位不符，维持判决应予以废除，它所适用的事项可纳入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范围。如果规定停止执行，显然对原告更有利。最终，《行政诉讼法》确立了原则上不停止执行的制度安排[7]，将天平倾向了行政机关，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对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如政治权利、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宗教信仰权等，即使受到侵害，除非由单行立法作出特别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法依据该法提起诉讼，而只能寻求其他救济途径[4]。

相反，规定不停止执行，则偏向于保护行政机关。由于我国行政机关种类繁多，性质地位不一，《行政诉讼法》和《若干问题解释》虽试图对各类情形的被告作出规定[5]，但实践中仍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选择适格被告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注释:[1]《行政诉讼法》第1条将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列为行政诉讼的目的，已遭到各方的批评，予以摒弃已是共识。在由行政机关进行裁决、确权、登记、确认民事权益的案件中，单纯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不能满足当事人的要求。

而此种理论已遭到摒弃，鉴于这类行为对公务员的影响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将开除、公务员待遇等涉及公务员基本身份关系和重大利害关系的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允许某些行政案件可以进行调解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案件除了行政赔偿诉讼外，不得进行调解，当然也不允许双方和解。

受案范围应采取概括式的肯定规定加排除式的列举规定方式，即除明确列举排除的情况外，所有行政行为均在受案范围之内，成为行政法学界的共识，也符合当今世界通例。（一）调整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当事人起诉后是否停止执行，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问题。目前来看，对现有制度作根本性否定，抛开行政机关作出认定，让当事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待法院作出裁判后，行政行为自行失效似乎难以推行。作为一种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显然无法完成以监督为主要目的的安排，因为行政诉讼必须满足诉讼的要求和安排，它以存在争议为前提，以审查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成立为中心任务。

刚刚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增加阻止行政机关作出特定行为的判决形式，但应设置严格的条件。

(三)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三）简化和扩充行政诉讼被告并举行政诉讼被告看似与敞开行政诉讼之门关联不大，实则不然。

不过，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表明，由此将行政诉讼定位于监督制度，进而以此安排行政诉讼制度，可能会带来负面作用。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行政诉讼的目的争议不休，焦点在于行政诉讼是救济制度还是监督制度。

同时，《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原告可以申请撤诉，在行政机关认为行政行为违法或错误，改变甚至撤销了原行政行为后，原告认为达到了目的而申请撤诉，这事实上与双方互谅互让无异。因此，在行政诉讼中，法院是围绕着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胜诉后，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法院的裁判时，如何促使它履行，直接关系到行政诉讼的成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既然民事关系经过行政机关处理，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决定是行使国家权力的结果，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不可能自行失效，应先经行政诉讼，可以采用行政附带民事。

可以考虑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也可以考虑采用法院全面审理方式待查清民事争议后再对行政行为作出裁判的方式。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方式，虽是形式问题，但有重要意义。

此外，《行政诉讼法》也将行政机关对公务员奖惩、任免等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是受国外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的产物。监督致力于发现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纠正存在的违法或错误之处，并提出完善方案，它指向于行政管理本身，聚集于行政管理水平的提高。

客观而言，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重的，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行政诉讼实践证明：虽然在当时看来受案范围已很宽泛，但仍有许多应该受理的没有被包括。